蔡英文:每个政治人物都要让自己成为那个最好的选项

发布时间:2020-08-02 编辑: 查看次数:648

蔡英文:每个政治人物都要让自己成为那个最好的选项

我把车门关上,厢型车缓缓驶离竞选总部,这一年多来的喧哗和所有情绪,彷彿都留在竞选总部的台前。车里没有人讲话,回家的路上,打在车窗上的雨滴,像不久前支持者的眼泪,无声滑落。如果有什幺事情最令我自责,就是那片泪海。

二○一二年总统大选结束了。

平常坐在车上的时候,如果不是在阅读资料,或跟幕僚谈事情,我总是习惯地看着车窗外。今天也一样。虽然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总统大选,不过,今天的台北跟以前的台北并没有什幺不同。日子还是要过下去,这才是真实的人生。对我来说,在那一刻,最真实的人生是,我们未能在大选中获得胜利。那天回家的路上,我的脑袋里只有这一件事。

为什幺无法跨过这最后一哩路?

返回党部上班的第一件事,我就特地请民调中心仔仔细细地做败选检讨。我告诉负责的民调中心主任陈俊麟:「你要用科学数据来证明,究竟这八十万票是怎幺输的。」我们要明确检讨,下次不要再犯同样错误。

预测一向精準的俊麟,看着我苦笑,这是他一贯的风格,每当我要求一些与他意见不同的事情,他总是给我这种表情。他皱着眉头问:「妳确定要在这个时候和所有人釐清责任?」

我回答:「检讨是针对问题,不是对人;败选,是我一个人的责任。」

未选上,反省的声音接踵而至。有人说是经济因素,有人说是对手最后关头的恐吓牌奏效,有人说是台湾还不习惯才四年就换党执政,有人说是台湾社会的保守风气使然,有人说我们的政策不够清晰诱人,有人说是民进党才刚从谷底爬起,还无法充分获得人民的信任⋯⋯

说法很多,也都言之成理,但似乎没有一个理由是绝对的因素。

必须扪心自问的是,从二○○八到二○一二年,我究竟少做了什幺,才无法争取到多数人民的信任?

二○一二年一月十六日上午,民主进步党召开败选后的临时中常会。会中要处理的案子跟我个人有关,也就是我的请辞案。在败选的当天晚上,我已经对着媒体以及竞选总部前的人群公开宣布,要辞去民进党主席一职。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一刻,台下支持者的震惊与呼喊。

「留下来」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,输了就必须走人,这是民进党从创党以来的坚持。所以,对我来说,辞去党主席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。在那个时刻,我心中很笃定,英国前首相邱吉尔的名言一直在我脑海里面:「酒店关门,我就走人。」以身作则捍卫党的传统与价值,一直是我的义务与责任。

临时中常会上,许多党内伙伴纷纷对我表达慰问与致意,还表示自己区域的票数没开出来,负责辅选的每个人心中充满了歉意。我知道这一群好伙伴们是想帮我分担败选的责任。对于他们当时所给我的温暖,我铭记在心,我想藉着这个机会,再一次向他们说声谢谢。

除了对不起与谢谢之外,整场中常会里,我说最多遍的,应该是「不能现在辞吗?」这六个字。

谢长廷前院长执意要我留到五月底任满,他找出各种理由说服大家。经过一连串的讨论之后,最终,我们得出了一个折衷方案,就是我留任到二月底。这样做的目的,是想减少支持者的震撼,给他们多一点时间,在相对稳定的政局中调适败选的结果。这个结果虽让我无法立即「挂冠求去」,不过,如果我多做一天党主席,支持者就会多一份信心,基于这一点,我很愿意试试看。

就这样,我带着党主席的身分,每天一笔一画,在桌前的灯光下,慢慢在谢卡上写下自己的名字,对我来说,每一张谢卡,都有着无比的重量。

在台一线上跟着我们沿途扫街的机车骑士们、台三线上硬塞红包给我的年轻母亲、哈佛大学里双眼充满期待的留学生,每张面容彷彿就在眼前,多想亲自跟他们说声谢谢,也说声对不起。

二○一二年选后隔週就过年了,过年期间,我几乎足不出户,连续多年忙于选战的疲惫身心,需要好好的静一静。立委萧美琴的虎斑猫 Monster,坐在檯灯下陪着我,只是继续写下感谢。

年假还未结束,我就请幕僚安排了谢票行程,每个县市都希望能走一遍,好好的看一看每位支持者,好好谢谢大家,也让大家好好看看我。

花了一个月的时间,从南到北,从本岛到外岛。「主席,我爸在选后整天无精打采的,好像失恋了一样。」一位记者私底下这样形容。

在那一段「留任」的期间,很多党内的朋友来看我,他们很担心我的下一步是否会转换跑道,离开政坛。

事实上,这个念头并非没有出现在我脑海里。我必须承认,征战沙场的日子远比各位想像得辛苦与疲累。每个人都有软弱与任性的那一面,只不过,我知道,从二○○八年接下党主席的工作之后,我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在于,我再也没有软弱的权利,更没有任性的权利了。二○一二年的我,更是如此,我身上负着六百多万份的期许,我不能抛下支持者,说走就走。

所以,我告诉这些朋友:「别担心,我是终身党员,我不会离开民进党。」我并不是一个禁不起打击的人,只要民进党还需要我,只要我还能为台湾做点什幺,我不会因为失败就放弃。

二○一二年都还没过完,就有许多媒体关注我的下一步,纷纷询问我是否準备参选下一届。我回答他们:「每个政治人物都要让自己成为那个最好的选项。」

这是我真心真意的回答。没有人可以正确预测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四年后的能力与声望。我唯一能做的,就是努力与再努力。

从二○一二到二○一六,这四年会是我的準备期,也是台湾社会对我的检验期。当时的我未能说服人民,让大家选择我,那现在的我,是不是已经更贴近人民的想法?

这是我想要寻找的答案,也是我要持续努力的目标,我不会放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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